强行插队设置路障暴力威胁非法牟利 专家呼吁 垄断式倒卖医疗号源行为应入刑

   　　法制网记者 李想

　　近日有媒体曝出,在北京同仁医院挂号的姐妹俩,因排在窗口第一个位置,遭到几伙号贩子轮番威胁。“看病像打仗,挂号像春运”,长期以来,挂号难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,而号贩子的猖獗更是让现有情况雪上加霜。从坐地起价到暴力威胁,从强行插队到设置路障,号贩子的行为让广大患者不堪其扰。专家指出,打击号贩子不能仅靠治安管理处罚,刑法应该对垄断式倒卖医疗号源行为作出明确规定,从而增大号贩子行为法律风险,还患者一个清净有序的就医环境。

　　号贩子团伙化趋势日益明显

　　近些年来,医院号贩子渐渐由“散兵作战”向团伙化发展。此前有媒体暗访发现,号贩子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产业链,从网上预约挂号、出号、排号到卖号,都有专人负责。近日,湖北武汉警方就捣毁了一个号贩子团伙。该团伙平均每月牟利9000余元,自去年以来已牟利6万余元。

　　为抢占号源,号贩子们可谓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,其中最初级的办法便是强行插队。据媒体报道,北京儿童医院挂号大厅五个窗口前,频频有号贩子明目张胆强行插队,其他排队患者敢怒不敢言。即使碰到个别忍无可忍站出来高声呵责的家长,号贩子们马上出言恐吓,招呼同伴摆出打架的架势。

　　除了强行插队,号贩子还会在排队处设置路障。2014年,一个在同仁医院挂号大厅用垃圾桶占地儿、再以暴力威胁强行向患者收取费用的犯罪团伙被警方抓获。号贩子先将垃圾桶摆在排队的位置形成一个路障,然后就在挂号大厅周边游荡,一旦发现有患者排在路障之前就上前要钱。如果不给钱,号贩子们就会围聚过来,对患者大打出手。

　　号贩子不仅靠倒卖号源的方式非法牟利,有的号贩子还会向其他成员收取“地盘保护费”。2014年,北大医院附近就发生了一起因收保护费起内讧,医院号贩子械斗的案件。

　　“垄断式倒卖号源的行为,不仅侵犯就诊患者合法权益,扰乱医院诊疗秩序,而且号贩子坐地起价、高价倒卖谋取暴利的行为,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”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郑雪倩说。

　　倒卖号源不能仅限治安处罚

　　郑雪倩介绍,当前医院号贩子大致分为两类。第一类是从事代排队业务的“跑腿公司”,主要从事一对一代挂号业务,明码标价,采用连夜排队方式,收取劳务费；第二类是有组织、有经营目的、赚取高额利润的团伙,他们将特定的号转卖给不特定人群,恶意垄断门诊挂号资源。

　　“从法律角度看,第一类替人跑腿挂号和所谓黄牛、号托性质不一样,属于被委托服务,是一种履约行为,而第二类垄断号源行为属于应该大力打击的范围。”郑雪倩说,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区分这两种行为,也没有给出清晰界定,这给打击号贩子行动增加了难度。

　　“目前我国对医院号贩子没有明确处罚依据,不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,还是刑法,都存在立法空白。”郑雪倩说。

　　郑雪倩介绍,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,伪造、变造、倒卖车票、船票、航空客票、文艺演出票、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、凭证的,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,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,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,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。医院号贩子可参照该法中倒卖其他有价凭证。

　　北京月坛派出所民警曾向媒体吐露执法中的无奈:根据现行法律,抓住了这些号贩子只能治安拘留五天；罚款金额太低,基本都在一百元以内；罚了就不能拘,拘了就不能罚,因此总不能对号贩子形成致命打击。既然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惩治号贩子“不给力”,刑法中是否有针对倒号行为的明确规定呢?

　　“我国刑法对倒卖车票、船票的票贩子有明确入罪规定,这对打击倒票行为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,但对于倒卖医疗号源的号贩子我国刑法目前没有针对性规定。”郑雪倩说,除非当号贩子行为形成产业链,可依据我国刑法判处寻衅滋事罪、非法经营罪等。但这些罪名也仅是在倒卖号源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犯罪行为,在倒卖医疗号源没有入刑之前,查处单纯倒卖号源行为没有法律法规可遵循。

　　多部门联合监管模式亟待建立

　　“法律不明,必然导致监管不明。目前对打击号贩子没有专门法律法规可遵循,也使得实践中监管部门分工不明确。现在主要是依赖医院保卫部门自身监管,有些设有警务工作室的医院还有公安人员在协助监管。”郑雪倩说。

　　郑雪倩介绍,长期以来医院并不被作为公共场所对待,所以公安部门多不介入,一般由医院保卫部门出面。但医院没有执法权,医院保卫部门在面对号贩子的时候,只能以维护医院诊疗秩序为名进行劝阻。而且保安人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人就是倒号人员,排查工作困难重重。此外,号贩子和购买者之间达成了一对一的“自愿”服务关系,患者出于自身得利、保护隐私等多方面原因,大多不愿意配合指证号贩子。

　　这种单靠医院保安维持秩序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。原卫生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工商总局、国家中医药局下发通知,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、医托专项执法行动,规定对号贩子、医托活动频繁的医疗机构,公安机关可根据需要设置警务工作室。

　　然而,随着打击号贩子力度的加大,倒号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、隐蔽。除了传统的代挂号服务,网络、微信、QQ等都成了号贩子利用的平台,支付宝、网银、微信支付等多种付款方式也使得取证更加困难。

　　“单纯依靠医院保卫部门、警务工作室已不能满足现在的监管需要。在立法空白的情况下,打击号贩子、恢复良好诊疗秩序,应该由公安、工商、卫生监督、医院共同联手合作,在各医院形成统一监管机制,对倒号行为进行多方位、全覆盖式监督管理。”郑雪倩说。

　　郑雪倩指出,号贩子多存在于大城市大医院,这也是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的一种表现。目前我国医疗改革正着力于合理配置医疗资源,实行分层诊疗制度,力争做到“小病小医、大病大医”,真正把专家留给疑难病患者。此外她认为,新医改方案中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也是比较好的应对举措之一。专家多点执业能把先进医疗技术带到全国各地,老百姓就近就医也将缓解就医难现象,从而进一步消除号贩子生存的空间。只有这样,才能彻底杜绝号贩子滋扰,为患者营造公平有序就医环境。